■从历史角度看，在“关税战”推进过程中，美国内部政治分裂可能进一步激化，美国难以破解“再工业化难题”。
■在分析“特朗普冲击波”的未来走向时，不能停留在“就关税谈关税”层面，应转向分析美国面临的孤立主义、分裂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与整体性变化。
特朗普政府采取大幅度提升关税、放松管制、削减政府开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期实现美国再工业化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这一系列政策操作超出了大部分人所能理解的范围，但如果从美国历史角度来看，特朗普关税冲击是否属于特殊事件呢？是否仅是特朗普个人特立独行之举，缺乏历史基础与文化积淀呢？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非首次。
关税在美国建国历史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是英国对殖民地的高额征税政策，如《印花税法案》和《汤森德法案》。在美国建国后的几十年里，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核心来源就是关税。因此，关税文化在美国联邦体系中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美国历史上的五次关税浪潮
纵观历史，美国曾经历过五次关税浪潮，很多次关税冲击的规模与影响并不亚于当前的“特朗普冲击波”。
第一，1860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1861年国会通过由共和党人提出的《莫里尔关税法案》，并对工业化进程寄予了高度期待，希望通过征收关税以推动美国北方的工业化发展，但这一举措加剧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历史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南北战争的爆发并不仅仅是因为废奴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南北双方在关税政策上的利益冲突。具体而言，代表北方工业化体系的利益集团主张实行高关税，以扩大国内市场并推进本土工业发展；而南方的经济命脉是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庄园主群体则主张低关税，倾向于将棉花大规模出口至英、法等欧洲国家，并进口纺织品。南北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关税政策密切相关。对于美国民众而言，关税始终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关税是美国擅长运用的政策工具，但也曾在历史上引发严重的国内分裂。
第二，在南北战争之后，特别是进入“镀金时代”之后，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莱以推行高关税著称。1890年，时任国会议员的他提出《麦金莱关税法案》，将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提高到49.5%。1897年，麦金莱作为总统支持通过了《丁利关税法案》。这些法案均以征收高额关税为核心内容，核心目标是通过高关税政策加速推进美国工业化进程，使美国由“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在1890年至一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美国的工业化发展非常迅猛，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一成果被认为是麦金莱关税政策推动下的重要产物，也正因如此，麦金莱成为特朗普最为敬仰的美国总统之一。特朗普从1890年代的关税政策中得出结论，关税是一项“好工具”，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工业化。但是在配资炒股，美国工业化是自身发展的产物还是关税促推的产物，依然是一个历史难以澄清的课题。
第三，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将当时的大萧条归因于外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因此期望通过征收高额关税以重整国内市场、重建美国工业体系，摆脱经济危机。所以，该法案的核心措施是对其他国家商品征收高关税。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在历史上被认为是“臭名昭著”的法案，出台后遭到世界各国的全面反制，不仅没有挽救美国经济的萧条局面，反而使美国经济在各国的反制下陷入更加严重的衰退。因此，《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关税负面作用的典型案例。
第四，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宣布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对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尼克松冲击”。这一事件在很多方面与“特朗普冲击波”具有相似特征。“尼克松冲击”的主要内容包括：单方面放弃“双挂钩”责任，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政府原本对世界各国美元持有者的黄金债务一笔勾销；对美国所有涉税进口品临时（90天）征收10%的附加税。“尼克松冲击”之后，各国于1971年底签订了《史密森协定》，将美元对黄金贬值7.89%，同时将美元较主要货币贬值10%。由此可见，“尼克松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五，1985年美国与日本爆发贸易冲突，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要求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及自愿扩大进口，开放市场、减少贸易壁垒，同时推动美元贬值，日元大幅升值。这就是导致日本“失去的30年”的核心诱因之一的著名“广场协议”。
综上所述，美国在历史上多次主动采取关税或类似干预政策，这并非偶然现象。美国对关税的理解和运用与我国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必须从历史维度来分析其对关税的战略认识与政策逻辑。
美国关税政策与再工业化的历史结论
从以上历史梳理中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结论：
第一，美国关税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引发其国内政治阵营的分化。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主义极力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关税，而杰克逊主义则反对关税。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支持关税政策，而南方则持反对态度。1890年代麦金莱政府时期亦是如此，共和党主张征收高关税，而民主党持相反立场。大规模的关税战一方面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相关，另一方面则与美国国内政治的高度分裂有关。因此，美国关税政策的持续性往往取决于工业化的进程和国内政治分裂的情况。关税政策的推行与某些关键历史人物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例如麦金莱最终遭到刺杀；胡佛因大萧条而败选；面对国会的弹劾压力，尼克松在众议院就弹劾条款投票前夕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第二，美国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是否能够成功，实质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超越工业化阶段的美国无法实施“再工业化”。美国在1860年左右及1890年左右推行的一系列关税政策对早期工业化和加速工业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政策效应仅在美国处于工业化初期或加速发展阶段时才得以体现。当美国完成工业化并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时，所有试图通过关税推动再工业化的法案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例如，在胡佛时代，美国工业体系在大萧条中遭受严重打击；在尼克松时期，尤其是《牙买加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在与德国的汽车工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在“广场协议”之后，里根政府的7大产业再工业化也以失败告终。
应对“特朗普冲击波”的历史启示
对于此次“特朗普2.0”时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高度关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从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文化角度看，美国非常擅长将关税作为工具服务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及各类政策目标。
第二，在“关税战”推进过程中，美国内部政治分裂不仅不会得到缓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这种趋势可以从历史中多次得到印证：例如，汉密尔顿主义作为早期主张关税政策的重要思想，其代表人物汉密尔顿最终死于决斗；1860年前后的关税政策成为南北战争爆发的重要诱因；《麦金莱关税法案》和《丁利关税法案》在推动高关税政策的同时，也间接导致了麦金莱遇刺身亡。所以，关税在某种程度上既是美国内部分裂的产物，同时又会进一步推动分裂局势的加剧。因此，特朗普的政策能否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通过“再工业化”整合美国的国内利益。但从目前来看，这一点难以实现。
第三，美国再工业化之后无论采取哪种手段都难以破解“再工业化难题”。当前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呈现“脱实向虚”特征，导致美国难以实现工业技术的重新商业化和体系化。即便政府采取财政补贴、“大棒+胡萝卜”等政策，也很难真正重塑制造业竞争力。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美国制造业仍难以与中国的产业体系抗衡，美国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实现。“新特里芬难题”决定了美国在美元超级储备体系中必定陷入空心化和债务化的泥潭，美国难以寻找“金融控制力”与“产业竞争力”相互协调的新路径，“特朗普2.0”不仅难以有真正自洽的哲学理论基础，同时也没有可行的行政实施路径。
因此在配资炒股，在分析“特朗普冲击波”的未来走向时，我们不能停留在“就关税谈关税”层面，应转向分析美国面临的孤立主义、分裂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与整体性变化。在这种结构性变化和整体性变化中，包括一系列值得重点关注的参数：（1）美国股票市场短期波动是否将引发美国国债市场价格的波动，进一步引发美国系统性的金融风险？（2）美国在近期贸易战、关税战过程中，经济会不会出现加速萧条？（3）当前多重冲突背景下，美国是否将面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压力？（4）在现有的内部减税与外部加关税的政策组合下，美国能否有效缓解财政赤字与债务危机？（5）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遭遇“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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